基于过往的数据和经济特征，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归结为如下六类：
第一类可称为昆山模式。昆山、义乌和慈溪是典型的节点型产业县。这三座县级市均位于中心城市周边，共享中心城市的交通区位、供应链、信息流和劳动力市场。上海、苏州和杭州的“借势”和产业溢出，与县域内源性经济的碰撞和融合，使得三座县级市崛起了以小商品、电热毯等若干行业为支柱产业的专业化经济。其千亿元量级经济规模造就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吸纳周边乃至省外人口的流入，创造了独特的县域城镇化，国民财富的增长和人口的涌入实现了相对正向的循环。在笔记本电脑、小商品、电热毯等特定品类的全国性网络当中，昆山、义乌和慈溪已变成了具有行业话语权的枢纽。
第二类可称为晋江模式。晋江亦是依靠专业化经济崛起的县域经济典范。不过，这座县级市不在长三角地区，周边缺乏强辐射力的中心城市，其遍及全球的外源性网络更多是凭借自身的行业影响力创造的。晋江制鞋业撑起的生产总值，甚至帮助所在的泉州市获得“万亿元GDP俱乐部”的入场劵。
第三类可称为肥西模式。肥西县是安徽省唯一的人口净流入县域。肥西模式的特征是既没有强辐射力的中心城市，又没有类似晋江那样的外源性网络，而是通过制度改革“无中生有”造就了强有力的工业园区，最终推动了局部区域的专业化经济。从1800多座县城来看，位于中部的肥西县可谓是“逆天改命”的模范。
第四类可称为寿光模式。山东省寿光市和黑龙江省五常县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寿光模式或曰五常模式的特征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凭借县域独有的农业资源禀赋造就闻名全国的地理性品牌，形成三产融合的专业化经济。寿光蔬菜和五常大米的金字招牌成就了两座县城独一无二的发展根基。
第五类可称为神木模式。陕西省神木市是全国产煤第一大县，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放眼全球，资源型城市都会遇到环保标准制约、资源枯竭等共性问题。2008年前后，神木市摒弃单一的煤炭开采模式，转向能源结构的转型，布局风能、光伏等新能源产业，同时还承担了黄河沿线生态保护的重要职责。该县级市推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重点建设项目，植被率上升到43.2%，入选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和省级森林城市，人们传统印象中的“荒山秃岭”正被满目青山绿水所替代。从经济形态看，神木从一种专业化经济转向了另一种专业化经济，而生态功能的强化则呈现出对公共服务的重视，是城市化经济的一种体现。
最后一类可称为大理模式。28座“县级”大中城市榜单上，延吉和大理的出现似乎正印证另一个道理。那就是，县域的城镇化不一定依靠专业化经济，而是有其他的选择。换句话说，人们在县城追求美好生活，不一定需要到工厂打工和搞批发，尽管这是国内上千座县城选择的存在方式。延吉和大理的特点是拥有独特的生态风光和民俗风情——延吉拥有长白山的白雪和朝鲜族的舞蹈，大理则拥有洱海的波澜和白族的美食。围绕着旅游行业，延吉和大理均吸引着人口涌入，让全球游客放松心情的同时也让众多民宿、餐饮从业者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和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