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是关乎中华民族发展的大事。我国乡村人口变动是关乎我国乡村建设的大事，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乡村建设较多关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而较少关注农村人口的发展，即使注重了乡村建设中人的要素，也大多局限在农民问题，而缺乏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从全人口口径视角分析乡村建设。与城镇化建设一样，乡村建设也需要推进以人为中心。只有注重乡村建设中的人口发展，才能真正做好乡村建设。因此，在乡村建设中需要深入全面科学分析人口发展态势。
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现状及其态势分析
乡村又称“农村”，一般是指以从事农业活动的农业人口为主的聚落。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城乡划分原则上以国务院批准的行政建制单位和行政区划作为划分对象，即对国家批准的市辖区、县级市、县和街道、镇、乡的行政区域进行划分，以政府驻地实际建设的连接状况为依据，以居委会、村委会为基本划分单元，将中国区域划分为城镇和乡村。城镇包括城区和镇区，乡村包括乡中心区和村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统计划分口径，基于国家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统计年鉴数据以及公安部的户籍统计数据，结合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自主研发的人口预测软件，我们对我国乡村人口发展态势进行了预测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乡村人口持续减少，但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下降速度不同。我国历史上是一个乡土社会，农村常住人口长期以来占据多数。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还是持续增加，一直到1995年，乡村常住人口规模达到8.59亿的峰值。从1996年开始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起初两年乡村常住人口分别下降862万和908万，从1998年开始，我国乡村常住人口每年下降超过1000万，下降最大幅度为2011年的2124万，从1996年到2021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389万。到2021年，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下降到4.9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35.3%。随着我国总人口即将到达峰值，以及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未来乡村常住人口可能持续下降，预计到2025年下降到4.5亿，到2035年下降到3.3亿，到2050年下降到2.45亿。不过，由于我国户籍城镇化率长期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乡村常住人口不同的是，乡村户籍人口依然庞大。根据公安部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为45.4%，这意味着还有7.7亿的乡村户籍人口。乡村户籍人口中不少在城市就业或居住，但是其中不少依然有较大可能返回乡村居住和工作。预计到2035年，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为60%，依然有40%的乡村户籍人口，约为5.48亿；到2050年，我国户籍城镇化率预计为70%，依然有30%的乡村户籍人口，约为3.76亿。因此，我国乡村建设既要看到乡村的常住人口变动，又要关注乡村的户籍人口变动。
第二，乡村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均持续减少。劳动人口是乡村建设的骨干和主力军，是乡村建设的主要力量。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4.27亿，占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比重为46.6%，占全部乡村常住人口的比重为64.4%；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中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为2.85亿，占全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比重为32 . 5%，占全部乡村人口的比重为55.9%。由此可见，我国乡村劳动年龄人口日益减少，无论总量还是占全国比重，抑或是占乡村全部常住人口的比重都在明显下降，预计未来乡村劳动年龄人口还会进一步下降。从劳动就业人口来看，乡村一直是我国就业人口的蓄水池，就业人口规模和占全国比重过去一直是最多的。从1949年到2012年，我国乡村就业人口规模一直超过城镇，并于1997年达到峰值4.9亿。到2020年乡村就业人口规模已经下降到2.87亿，占全国就业人口总量的38.36%，已经不到40%。同时，我国乡村就业人口规模依然以每年下降1000多万的速度在减少，预计未来还会持续下降。从各省情况来看，2020年乡村就业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是河南省，有2293万人，其次为四川省，有2256万人，第三为山东省，为2164万人。除此之外，乡村就业人口规模超过1000万的省份还有广东省、河北省、云南省、安徽省、江苏省、湖南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浙江省。
第三，乡村已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受年轻人口流出的影响，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一直比全国平均水平严重，成为乡村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乡村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有1.2亿，比2010年增加了2205万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2010年的14.98%上升到2020年的23.81%。2020年乡村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9035万，比2010年增加了2368万，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由2010年的10.06%上升到2020年的17.72%。可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幅较大。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则认为该国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当这两个指标翻番，即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的时候，则认为该国或地区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如果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30%或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超过21%的时候，则认为该国或地区已经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据此标准，我国乡村总体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很多省份的老龄化程度甚至进入了重度老龄化社会，比如重庆、江苏、辽宁的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超过30%，而且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均超过21%。
第四，乡村人口少子化特征明显，不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入低生育水平，到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约为1.3，到2021年更是下降到1.15左右。与全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一样，我国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也持续走低。2020年我国乡村总和生育率为1.54，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不过，从分省情况来看，贵州、广西、西藏和宁夏四省区的总和生育率均高于2.0，分别为2.57、2.45、2.36和2.04。而甘肃、青海、广东、海南四个省份的生育率均高于1.8。但是，从出生人口总量来看，乡村出生人口规模并不大，2020年全国出生1200多万，其中乡村出生人口只有470万，占比只有39.2%，不到四成。由此可见，尽管乡村出生人口的生育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但是乡村总的出生人口占全国的比重却不到四成。由此可见，从出生人口总量来看，城镇地区是我国出生人口规模最多的区域。这可能与人口城镇化和妇幼保健资源的城乡配置有关。
第五，乡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日趋改善，但文盲人口规模庞大。人口受教育水平关乎乡村建设的成败，是乡村建设的重要人力资本，是乡村建设开拓创新的重要基础。2010年我国乡村人口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口规模为1255万，到202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352万，增长了87.4%。这为我国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本基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我国乡村依然还有文盲人口2440万人，其中男性633.7万，女性1806.6万，可见，女性文盲人口是农村文盲的主体。乡村文盲人口占全国文盲人口的72.4%。从总量来看，乡村文盲人口大于乡村受过大学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规模，由此可见，乡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任重道远。
第六，乡村人口健康日益改善，但薄弱环节较多。健康乡村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尽管我国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2017年的10.64%提升到2020年的20.02%，但是我国健康乡村建设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根据《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农村新生儿死亡率为3.9‰，高于城市1.8个千分点；农村婴儿死亡率为6.2‰，高于城市2.6个千分点；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8.9‰，高于城市4.5个千分点；农村孕产妇死亡率为十万分之18.5，比城市高出4.4个。据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显示，农村居民两周患病率从2008年的17.7‰提高至2018年的32.2‰，女性的两周患病率更高，为34.2‰，55—64岁的两周患病率为46.5‰，65岁及以上的两周患病率为55.7‰ ；农村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从2008年的140.4‰提高至2018年的352.1‰。此外，我国农村拥有较大规模的失能老人，成为乡村建设的难点和挑战。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中“身体不健康且生活能自理”的占比为13.55%，据此推算，我国处于身体不健康状态的老人规模达到1644万，60岁及以上老人中“身体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的占比为2.55%，据此推算，我国失能老人规模达到309.87万。针对这些老人的健康照料服务，对于照料服务资源稀缺的乡村来说更是一大难题。
第七，乡村特殊人群规模庞大，且问题日益突出。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尤其是年轻人口向城镇地区流动，加上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由此出现了大量的留守人群，比如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及大龄单身男性等。有学者推算我国农村留守人口由2000年的5454万增长到2010年的1.35亿。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乡村留守人口总数超过1.5亿，其中留守儿童超过6000万，留守妇女约4700万，留守老人约5000万。全国妇联于2013年的一次调查显示，中国乡村的留守儿童达到6102万，占全部儿童总量的21.9%。有研究发现，全国单身男性规模大约3500万，其中农村占了九成。如此大规模的特殊人群，成为乡村建设需重点关怀人群，是维护乡村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
我国乡村人口变动趋势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乡村人口变动事关我国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配置，尤其在重大生产力布局、公共设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更为重要。根据上述乡村人口变动趋势，结合我国乡村建设的重点，我们主要从如下5个方面来分析乡村人口变动对乡村建设的影响。
第一，乡村人口规模变动或引发村庄合并，这对乡村建设的韧性提出挑战。乡村人口变动将直接影响乡村建设的规模和体量。一方面，我国乡村常住人口规模下降，意味着不少乡村的常住人口面临收缩，部分村庄合并将不可避免。因此，需要根据乡村人口变动和分布特征，结合村民的居住特征和生产生活的实际需求，考虑村庄的整合问题，提高乡村建设的工作效率，确保教育资源、养老资源、医疗资源得到精准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我国乡村户籍人口规模体量依然庞大，部分户籍人口虽然在城镇就业，但是存在较大返乡创业和居住的可能，如何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上既要保障返乡的户籍人口，又要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资源不浪费，这将是考验乡村建设韧性的关键。
第二，乡村人口老龄化将对乡村养老和健康服务形成巨大挑战。我国乡村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不少地区已经进入了重度老龄化社会，加上乡村的居住较为分散，集中居住养老院的习俗尚未形成，一方面造成农村养老床位闲置，另一方面大量空巢老人、留守老人因为居家养老而无法享受到敬老院的相关服务，由此导致乡村养老机构和健康服务的供给形成了结构性的错位。此外，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数量持续下降，2020年我国乡镇卫生院35762个，村卫生室608828个，数量是历年最低，广大乡村老人的养老和健康服务面临不小挑战。
第三，乡村劳动力减少对乡村产业发展带来挑战。乡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乡村就业劳动人口大幅度下降，一方面将影响乡村的税收和财政收入，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另一方面，乡村劳动力下降还将影响产业发展，导致农村在产业发展中面临劳动力不足的挑战。乡村劳动力减少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加速了乡村劳动力老龄化趋势。由于年轻劳动力大多进城务工，导致农村劳动力日益老化，只剩下年长者从事传统农田劳作，甚至导致大面积的农田无人种植，由此衍生出农业劳动力后继无人的问题。乡村劳动力老化将导致很多先进的农业技术难以推广，进一步危及农业技术现代化进程。
第四，乡村少子化趋势关乎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乡村的生育水平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生育水平的稳定器。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生活观念的转变，尤其是乡村居民生育意愿的转变，以及乡村育龄妇女规模的下降，导致乡村的出生人口呈现明显下降，在全国出生人口中的占比也不到四成，乡村出生人口持续下降，将关乎我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
第五，乡村特殊人群成为乡村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难题。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以及大龄单身男性将是我国乡村家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影响因素。留守人口往往会成为不法分子的关注目标，同时，部分留守人口本身也会成为社会稳定的影响因素，容易成为违法犯罪的重点人群。
在新发展格局下加强乡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乡村建设不仅要推进以人为中心，还要以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为重点，从生态、交通、居住、健康、生活等各个方面来改善人居环境。因此，围绕乡村人口发展趋势，要加强乡村建设的韧性，提高乡村建设的质量，营造乡村建设的文化氛围，建设“人来人往、生活便利、民风淳朴、健康环保”的美丽乡村。
第一，要增强乡村建设的人口韧性。乡村建设要研究人口变动，制定科学合理的人口发展中长期规划目标。要加强乡村人口统计工作，既要考虑户籍人口，也要考虑常住人口，根据乡村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变动，区分出乡村的旺季人口和淡季人口，并由此进一步明确乡村建设的人口变动区间。为乡村建设的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要根据人口变动增强乡村建设的人口韧性，既要保证旺季的资源配置需求，又要保障淡季时资源配置能有效利用。
第二，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乡村建设的质量。强化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作用，优化乡村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产业，推动农业现代化，弥补乡村劳动力不足的短板，倒逼农业技术变革。推进数字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持续开展数字乡村试点。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深化农村光纤网络、移动通信网络、数字电视和下一代互联网覆盖，进一步提升农村通信网络质量和覆盖水平。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进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建设。发展乡村智慧农业，深入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和“数商兴农”行动，构建智慧农业气象平台。推进乡村管理服务数字化，推进农村集体经济、集体资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数字化管理。推动“互联网+”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推进涉农事项在线办理，加快城乡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共享。深入实施“雪亮工程”。深化乡村地名信息服务提升行动。
第三，营造乡村建设的文化氛围。乡村建设不仅仅是建设一个乡村，更重要的是建设一种文化。乡村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镇，乡村建设应该秉承的是与城镇建设完全不同的理念和路径。因此，乡村建设更要凸显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内涵。一方面，要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孝道文化、家庭文化、生育文化等，为推动乡村养老、生育、家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城镇乃至全国的人口发展提供独特的营养动力。因此，考虑到乡村更具有鼓励生育传统的天然基础，建议在乡村层面开始鼓励性生育政策试点，这样不仅投入成本低，而且可能更有成效，可以用较低的投入成本，推动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另一方面，要创新乡村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积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采取数字化和虚拟化技术丰富农村文化体育生活；倡导科学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发挥村规民约积极作用，普及科学知识，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破除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提倡孝老爱亲、勤俭节约、诚实守信，促进男女平等；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文明乡村。
【作者单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兴国创新发展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