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粮食市场价格迅速飙升，个别品种价格从2020年5月到2022年5月涨幅超过70%，如此大幅的国际粮价波动不仅导致一些国家严重社会动荡，也引发各方面对当前和今后世界粮食危机的广泛关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2015年以来全球粮食产量持续稳定在28亿吨以上且呈上涨势头，并未出现大的减产危机，在产需基本平衡的前提下，为何近两年全球仍面临严峻的粮食危机问题？
从供给侧看，粮食主产地集中与粮食供应链不畅推动粮价高企
疫情限制了粮食流通和贸易，供求失衡推高粮价。疫情在全球蔓延后，为保证本国粮食安全，多个国家对粮食采取出口限制性措施甚至颁布出口禁令，引发全球恐慌，国际粮价快速上涨。局部性、暂时性供应短缺叠加粮食价格飙升引发食品通胀，导致粮食可获性进一步下降，特别是粮食净进口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威胁。
地区冲突成为全球粮价飙涨的主要驱动因素。今年5月，FAO出版的《粮食危机报告》中指出，尽管粮食危机受到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但地区冲突是主要驱动因素。以俄乌为例，2021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小麦（33%）、大麦（27%）、玉米（17%）、葵花籽（24%）和葵花籽油（73%）出口中都占有重要份额，此外俄罗斯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氮肥、第二大钾肥和第三大磷肥出口国，冲突使得两国严格限制粮食和化肥出口，导致国际粮食和农业生产资料短缺，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风险。
近年的极端天气影响了农业生产。高温干旱、降雨不足、自然灾害等极端事件对美洲、非洲以及欧亚大陆的粮食安全影响颇深。日前，英国的《自然》杂志称，近年来，拉尼娜现象带来的干旱和高温席卷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主要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拉尼娜现象的长期化正在动摇全球粮食市场，加剧粮食价格上涨预期。
因此，地方冲突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严重极端天气等因素综合作用，国际粮食供应链愈发脆弱，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粮食供给危机，这种恐慌情绪加剧了进口国的粮食抢购，大幅推高了国际粮价。此外，疫情以来多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物价和通胀居高不下、国际游资无处安放，对全球粮价有长期支撑作用。特别是美联储，疫情以来已增发2万亿美元货币，近期又通过了一项5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尽管今年3月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粮价支撑作用不减。综上，粮食供求系统以外的外源性短期突变因素才是粮价剧涨的罪魁祸首。
从需求侧看，非食用消费和食物浪费引发供求失衡和价格上涨
粮食的非食用消费需求巨大。近年来，随着消费结构调整和粮食能源化发展，全球粮食非食用消费量逐渐增加。一是饲用需求。玉米饲料消费占总消费量60%以上，小麦占20%，随着全球膳食消费结构升级，越来越多作物和其他农产品作饲料。二是工业需求。据OECD统计，2020年全球有1.7亿吨玉米用来生产生物质燃料，其中仅美国就占76.4%，消耗量超过1.3亿吨；此外，全球还有812.6万吨小麦用来生产生物乙醇。据测算，仅用于生产生物质燃料的粮食就能满足最不发达国家5年的口粮。疫情暴发后，在全球粮价飙涨、部分发展中国家出现粮食危机时，发达国家生物质燃料产量有增无减。此外，粮食非食用需求的扩大和能源化发展还为农产品贴上了“金融属性”的标签，加剧了价格波动。
粮食损失和浪费加重粮食危机水平。据联合国《2021年食物浪费指数报告》估计，2019年全球食物损失和浪费约9.3亿吨，其中约有14%的粮食在收获后、零售前损耗，17%的粮食在零售商、餐馆和家庭消费中被浪费。以美国为例，食物浪费占食物供应的30%~40%。据估计，每年损失和浪费的粮食可以养活约12.6亿人。
发展中国家如何有效应对粮食危机
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和粮食短缺国家来说，粮食安全影响社会经济的多个方面，单纯依靠市场难以有效实现供求平衡。面对不确定性冲击的挑战，政府要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调控能力。如有针对性地实行粮食公共储备能够有效缓解外部冲击，稳定供给，平抑粮价，保障本国粮食安全。俄乌冲突以来，个别国家以全球粮食危机为借口，攻击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公共储备制度，这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情况来看都是错误的。粮食公共储备不是诱发世界粮食危机的动因，而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有效机制。
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国家的粮食储备量占年度总消费量比例不低于18%才可以保障基本粮食安全、有效化解危机，对于部分具有庞大人口数量的发展中大国，这一数字甚至要提高到30%。作为应对粮食危机的有效措施，世界贸易组织（WTO）应该鼓励各国建立合理有效的粮食安全公共储备机制，以保障国内粮食供给，确保突发外在冲击时有能力保障粮食安全，避免全球性粮食危机不断上演。
图片来源：网络配图
数据来源：FAO、OECD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