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主要的两个粮食生产和出口大国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入军事冲突状态，中国是对外农产品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腾讯新闻原子智库对话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张红宇用丰富而翔实的数据，对中国农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表示，2021年中国人均粮食、肉类、水产品产量分别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34公斤、20公斤和33公斤左右，口粮绝对安全。但是，中国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特别是最近几年农产品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一定会受到俄乌军事冲突的波及影响，今年一季度进口同样数量的农产品的花费比去年要大得多。因此，要警惕俄乌冲突带来的心理压力或者传导影响。在他看来，中国粮食供给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人们吃得饱，又要吃得好的问题。
俄乌冲突对中国粮食供给有何影响？
原子智库：当前俄乌突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已造成明显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会有多大？主要影响是在粮食还是油料等方面？
张红宇：俄乌冲突极大地影响了全球的粮食生产、贸易格局。其实在二月份之前，即便疫情如此严重，中国和世界各个国家的农业贸易还是能够正常运行的。作为人口大国，更是粮食生产大国，同时也是农产品消费大国，中国这些年在确保吃饭问题上，更多依靠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在小麦和水稻等基本口粮的保障层面上，我们一直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但是口粮以外的，特别是油脂、大豆等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依存度越来越高。
在俄乌冲突之前，尽管有新冠肺炎的影响，贸易格局和贸易秩序还是相对正常的。我们的农产品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主要是源于进口数量越来越大。比如2020年农产品贸易逆差为948亿美元，去年农产品贸易逆差为1355亿美元，农产品贸易逆差比上一年足足增加了300多亿美元。具体来讲，去年农产品贸易为3042亿美元，出口为844亿，进口为2198亿，逆差表现为1354亿美元。这主要是源于粮食和资源性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增长，这种增长我认为还是比较正常的，属于量价齐涨。
但是俄乌冲突以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全球重要的谷物生产大国，特别是小麦、大麦的主要生产大国。全球供给谷物中1/3来自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当然美国更多，但美国主要出口的是玉米。俄乌冲突是两个全球谷物生产大国及贸易大国之间的冲突，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必然非常明显。最近这两个月同比，不仅仅是以小麦为标志的谷物，包括豆类的价格上升幅度都比较大，几乎在30%、40%，FAO（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此有比较精准的判断。
我国今年一季度就开始表现出受俄乌冲突的影响。尽管包括谷物在内的玉米、小麦、水稻的进口数量同比保持一种相对正常的增长态势，但是所花费的外汇远远超过了进口数量的增长。
至于俄乌冲突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我认为到现阶段为止，还是可控的，主要影响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俄乌冲突对全球的粮食贸易格局影响很大，且从目前的数据看，影响已经传导到中国来了。一季度中国进口1622万吨谷物，同比增长3.9%，但是所花费的外汇同比增长了26.9%。
海关一季度统计，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为747亿美元，同比增长10.2%。其中谷物进口1622万吨，同比增长3.9%，但是进口额却达到了56.3亿美元，同比增长26.9%。从这个角度来讲，进口的花费大大高于进口的数量，预示着今年中国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特别是大豆等资源型农产品进口大国，进口同样数量的农产品的花费比去年要大得多。反而言之，花费同样的价格或者外汇，进口的数量要比去年少得多，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和结论。
也就是说，俄乌冲突对中国来讲，尽管进口的数量有限，但是所耗外汇会远远超过对进口数量所表现出来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是需要非常关注的。
第二，中国从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口更多的不是粮食，而是油料。我国小麦进口本来就很少，去年进口977万吨，只相当于全国小麦产出的极小份额。而且小麦的进口渠道不仅仅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从这个角度来讲影响甚微。我国小麦基本能够自给自足，进口主要是品种间的调剂。
俄乌作为全球重要的油脂供给大国，主要在葵花籽油上占据了一定的份额。全球48%的葵花籽油出在乌克兰。不过，在我国的油料需求中，葵花籽油占比很小，只有4%~5%。我们95%的油料，主要是大豆油、花生油、菜籽油，所以影响甚小。
第三，俄乌冲突带给我们心理压力或者叫传导影响增长明显，这方面需要未雨绸缪。俄乌冲突带给全球的影响，主要是引发了全球尤其是粮食主产国纷纷限制粮食出口，实施粮食禁运。在这个背景之下，各个国家都加大了自身的粮食储备，引发了恐慌心理。
第四，我国粮食和谷物对外依存度确实在攀升。一方面，我国这些年的粮食生产非常正常。去年比前年粮食净增了2%（267亿斤），一年增长2%，在全世界是很少的。而去年人口只增长了48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0.34‰，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求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人均粮食产量是增长的。前年人均粮食产量474公斤，去年中国人均粮食是484公斤。
去年一年肉类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从2020年的7749万吨增加到去年的8887万吨，增加了1000多万吨。2020年人均肉类产量55公斤，2021年人均63公斤。中国自己生产的粮食、生产的肉类都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尽管生产很正常，粮食增长2%，肉类增长了1000多万吨。但2021年是中国口径的粮食对外依存度，或者说进口数量比例最高的一年。去年整个中国口径的粮食，包括玉米、小麦、水稻、豆类、薯类一共进口了1.65亿吨，相当于我们自己生产的6.83亿吨粮食总量的24%。6.83亿吨加上1.65亿吨等于8.48亿吨，这是中国全部的粮食供给总量。8.48亿吨总供给中，有1.65亿吨是靠进口的，相当于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19%。
我国去年生产了8887万吨肉，进口了938万吨肉，9825万吨是中国肉类的总供给量。肉类总供给量里面有938万吨是靠进口的，意味着我们肉类的对外依存度已经达到了9%。全口径的粮食对外依存度是19%，肉类对外依存度是9%，说明中国如何解决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或者越来越高的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
所以，总结俄乌冲突对我国带来的影响，是这四个方面：第一，俄乌冲突对全球的粮食贸易格局影响很大。第二，俄乌冲突对中国的谷物进口和油料进口影响甚微。第三，主要是对我们的心理影响和传导影响比较明显。第四，中国的粮食生产是很正常的，但对外依存度高，需要引发高度关注。所以中央提出来，“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我们有所作为并付出艰苦的努力。
中国粮食供给的长短板在哪里？
原子智库：您刚刚的回答中也提及到我国粮食生产的供给程度，能否请您再详细解释一下是否有可能完全实现自给自足？有无遭遇“卡脖子”的粮食作物？
张红宇：中国农产品生产供给情况，按中央的要求叫“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我们有底气，我们能做到。全世界对谷物的概念是一样的，包括玉米、小麦、水稻，加上大麦、燕麦、高粱等。中国6.83亿吨的粮食总供给量里面，90%以上都是谷物。
第一，谷物基本自给，已经做到了。去年进口了2835万吨玉米，977万吨小麦，496万吨稻谷，三者相加是4308万吨。相当于总供给6.83亿吨的6.2%，也就是谷物中94%是自给的。谷物基本自给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口粮绝对安全。口粮是什么？南方是水稻，北方是小麦，这两项去年进口多少？水稻进口496万吨，小麦进口977万吨，两者相加是1473万吨。相当于6.83亿吨的多少？2.2%。98%都靠自己了，还不安全吗？
与此同时，第一，去年中国农业丰收表现在三个方面：粮食、肉类、水产品，分别是6.83亿吨、8887万吨、6693万吨。中国有14.12亿人，中国人均粮食、肉类、水产品分别是484公斤、63公斤、56公斤。而全世界的粮食、肉类、水产品在2020年大约是27.5亿吨、3.2亿吨、1.8亿吨。全球76亿人，全球人均粮食350公斤、人均肉类43公斤、人均水产品23公斤。中国分别超世界平均水平134公斤、20公斤和33公斤，所以中国的农产品供给在生产端、供给端是正常的，表现就在人均水平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我们做到了。
而且进口口粮中的977万吨小麦，496万吨水稻，主要还是品种调剂。进口的小麦主要是强筋小麦、弱筋小麦。因为我们自己生产的小麦，主要是中筋小麦。中筋小麦就是做馒头、做面条、做饺子。强筋小麦是做面包的，扯都扯不断，比如法棍面包。弱筋小麦则是用来做蛋糕的。我们一头一尾比较缺，中间的块头太大了，所以我们出口中筋小麦，换弱筋和强筋小麦。稻谷、大米也都是这个道理，主要是品种调剂，而不是依靠国际市场解决我们的不足。
靠国际市场解决我们不足的，主要除是水稻、小麦以外的产品。所谓“卡脖子”、依存度高的，第一是大豆。中国每年需要1.15亿吨左右的大豆，前年进口了10033万吨，去年进口了9652万吨，去年比前年减少了300万吨到400万吨。中国总需求1.15亿吨，进口了近1亿吨，说明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85%。
此外，我们还进口了1000多万吨的植物油，主要是菜籽油、花生油，包括从乌克兰进口的葵花籽油。整个油籽对外依存度达到65%左右。中国自己生产的花生油、大豆油、葵花籽油只能满足35%左右的需求。油料是第二个依赖度大的种类。
第三个就是肉类，牛肉、羊肉。尤其是牛肉的对外依存度为1/4，羊肉的占比也不低。
目前看除了水稻和小麦基本口粮以外，其他的资源性农产品对外依存度都是比较高的。当然，也不能用“卡脖子”这个词，因为“卡”了油，我们可以少吃油。我们对外依存度高的是口粮以外的东西，是解决吃好的东西，解决吃出花样的东西。
比如进口那么多大豆，主要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进口大豆直接转化成油，我是四川人，我们四川人爱吃火锅，没有油怎么吃火锅？第二，大豆榨完油以后的豆粕是猪、牛、羊的口粮。其实，豆粕在一定程度上比油对中国来讲还重要。因为要吃肉，没有豆粕作牲畜的口粮怎么行？所以中国大豆的对外依存度很高。
另外，玉米的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10%了。去年进口了2835万吨，自己生产27255万吨，进口数量已经超过10%。为什么进那么多玉米？它虽然不是口粮，但却是饲料。饲料的对外依存度都比较高。
食物以外的棉花、糖料这些对外依存度也比较高。棉花和糖料都是资源性农产品。只要是靠地生产的东西，中国都缺乏竞争力。也就是越靠土地，面积越大，生产量越大，劳动力耗费少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但反过来除了地以外，还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资本、技术的产品我们还有竞争力。比如苹果、梨、桃、茶叶、蔬菜等等，尽管也要土地，但是劳动力占比更多，我们有比较优势。
原子智库：在保障粮食安全的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的理念或举措？
张红宇：其实在粮食安全上，无论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理念，还是世界各个国家的理念，客观上都是高度重视的，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生存问题。粮食涉及着生存，手机换代、汽车换代、穿衣换代，这是发展问题。发展很重要，但是冰箱里面储备了什么更重要。从这个角度讲，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粮食安全都是国之大计。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比别的国家看的更重。因为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农业资源禀赋先天不足。耕地是全世界人均的1/3~1/2，用全世界10%的耕地养全世界20%的人，6%的水资源养20%的人，本身就说明中国人均水资源和耕地资源先天不足，所以对粮食安全看的更重。总书记讲“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中国的饭碗要牢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中国的饭碗必须装中国人自己产的粮食。中国如果自己不能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解决。
世界上有没有不重视粮食的国家？回答是没有，新加坡尽管是一个城市国家，有没有粮食生产对它来讲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它主要靠贸易解决。相对于城市国家而言，我国尤其重视粮食，尤其重视生产粮食的资源。
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对比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同属东亚国家，和中国大陆一样人多地少，但是在粮食安全层面上，尤其在口粮的维护上，日本也罢，韩国也罢，自给率是在100%以上。因为日本、韩国不像中国很多北方地区以面为主食，日本、韩国主要是吃米，大米的国民重视程度非常高，所以，日韩视维护粮食安全为基本国策。尤其是日本的大米价格可以是国际市场10倍左右，为的就是保护生产大米的农民的积极性，日本大米在一定程度上是过剩的。但是除了大米以外，所有资源性农产品都主要靠进口。日本粮食安全的基本理念就是除了大米的其他农产品都可以靠进口，唯独大米不能。
18亿亩耕地要实至名归
原子智库：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了“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但2021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耕地面积为19.179亿亩，较二调时减少了一亿亩，为什么会减少？我国耕地的基本现状怎样？在农田保护方面是否存在一些问题？
张红宇：对于耕地，我一直认为数量很关键，所以要保数量、提质量、挖潜力。所谓保数量，是保18亿亩耕地。但这18亿亩耕地，在国土二调时是20.3亿亩也罢，三调时是19.18亿亩也罢，指的都是耕地概念，但地确实减少了一亿多亩。
原子智库：但二调和三调时，有一亿多亩的差距是为什么？
张红宇：减的1.13亿亩减了什么？把耕地变成了林地，变成了景观大道，变成了城市里面的建设用地。2020年国务院出了管耕地的“八条”文件，其中第一条就是严禁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林。第二条严禁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第三条严禁违规占用耕地挖湖造景。我们不能再让耕地继续减少，但减少并不是说耕地凭空消失了，而是耕地的用途被改变了。这八条红线不可以逾越，不能拿搞绿化的幌子占地，把基本农田侵蚀掉。18亿亩耕地要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粮田。
原子智库：耕地是粮食安全的基本，在过往的实践中也存在少数地区因土地财政的需要，造成良田损失的现象。在您看来，保护耕地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张红宇：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由县向市，由市向省，由省向中央立军令状。如果还减少就要向中央去交账了，党政同责、一票否决、终身追责，别的办法没有，摘乌纱帽这个办法最管用，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原来做了的事现在要退回去。确实有一些原来的耕地搞成园地了。比如一个县里面有50万亩耕地，但是十年内，耕地从50万亩变成了45万亩了，那么就要看这5万亩园地里面到底在干什么？必要的时候，要把这个园地恢复成耕地，要退回去，一个县是这样，一个市是这样，一个省也是这样，这是军令状，不能逃避。
种业从哪里寻突破？
原子智库：作为农业大国，为何我们一直存在着“国产种子论斤卖，进口种子按粒买”的尴尬？是研发投入不够吗？面对国际种业封锁，我们应该如何突围？
张红宇：种业确实是我们的短板，我们的痛点，但是：第一，玉米、小麦、水稻这三大粮食作物，95%以上的种都是由中国自己研发，自己推广的。
第二，我们在某些高端的农产品品种方面确实有差异。我认为这个问题要有历史观，不能人家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把种子作为现代产业，或者是叫做现代种业，我国是从2000年有了《种子法》以后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种业，而发达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现代育种之前叫传统育种，就是家家自己留种，家里水稻收获后，自己把种子留下来。但真正的现代种业，在发达国家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真正的中国种业，从种子法的制订出台和实施至今只有20多年。用20多年跟将近100年的发展史相比，当然有差异。差异在什么地方？
首先，从粮食品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生物育种、生物技术、数字技术+智慧农业阶段。尤其是在基因技术研发方面步子很大，研发力度很强。而中国现在还停留在杂交育种、常规育种方面，生物技术应用还不够深入，而且有些手脚被捆住了，被舆论所左右，而不是被科学家所推动。在这个前提下，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比如美国平均一亩地玉米产出770公斤，我们2020年一亩玉米产出是420公斤。
畜牧业方面的差异就更大了。我国一头母猪的产仔量高水平是20头，最高有可能达到25头，平均在18-20头。丹麦一头母猪平均产仔量25头-30头，这也是育种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国确实在单产方面与发达国家有差异，种植业、畜牧业都有差异。差异还很大。
其次，差在什么地方？历史，我们的历史短。
第三，我们缺乏有竞争力的现代种子企业。研发方面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全国现在的种子研发企业普遍小、杂、乱、套牌，全国有7000多家种子企业，每一个县有两到三家，但普遍水平不高。中国在研发方面的费用一年仅40亿左右，还不到德国拜耳公司的一半。
原子智库：造成这个现状的原因是为什么？
张红宇：第一，种子研发时间跨度长；第二，技术含量非常的高；第三，我们的基础不扎实；第四，也有导向性的问题。为什么玉米这些年相对大豆单产水平提升更快，是因为科学家都愿意去做玉米育种，因为育种应用程度高，回报率高，以至于有些搞大豆育种的都转向玉米育种去了。
下一步怎么办？第一，要严格保护自己的种子资源；第二，要在制约我们，或者说是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大豆和玉米的单产上面做文章，下苦功夫，急不得，但必须有紧迫感；第三，在理念上要有所突破。生物育种是全世界农业科技发展的方向，不能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住。过去我们在杂交技术方面世界领先，下一步在基因移植、基因转移等方面也要紧跟世界潮流，提升中国种业的研发能力，进而提升农业竞争力。
总之，怎么突破“卡脖子”的问题？就需要去下苦工夫，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做大做强自己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