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关于担忧中国粮食安全的文章，向公众传递着我国粮食安全状况不容乐观的信息。作为一个农业经济研究者，我欣慰于公众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但同时也深感这些文章中存在着很多误识、误解和不实，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基本判断存在严重偏差。有些网络文章内容源自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有些谈的是多年以前的情况，但给人以现状的错觉；还有些可能是在主观上有意渲染忧虑。
首先，谈粮食安全必须搞清楚是在谈数量安全还是质量安全。谈粮食供给与需求关系时，谈的是数量安全，即粮食供给量是否能满足需求量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粮食质量安全基本上是在不断提高的，但粮食的数量安全却未必会不断提高，这主要取决于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和政策安排，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少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问题反而日渐凸显，在地少人多的人口大国尤其如此，从而使之成为政府和国民的关注焦点。其次，谈粮食安全应当了解粮食的概念。“粮食”一词，中国早在周朝就已出现，但一直是用于充饥的大田作物产品的统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方统计中才明确粮食包括三大类：谷物、豆类（主要是大豆）、薯类（甘薯和马铃薯，不包含木薯和芋头）。联合国粮农组织没有“粮食”这一统计指标，而是分别使用“谷物”“块根类（主要是薯类）”“豆类（不包含大豆）”“油料作物”等分类指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大豆归入油料作物类别，我国则将大豆归入粮食作物，这点是我国与国际通行农产品统计指标的一大差异。国际上所说的粮食安全主要是指谷物安全。
从历史上看，1840年以来，无论从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粮食供求平衡关系看，当前都是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最高的年代，2015—2019年五年平均的人均粮食产量为476公斤（其中人均谷物产量443公斤），2020年粮食又获丰收，目前的人均粮食产量和人均谷物产量都大大超出400公斤的安全线，这是衡量一国粮食是否安全的真实指标。
也许有人会说，我国不是还在净进口粮食和谷物吗？有不少文章正是将净进口粮食和谷物作为我国粮食安全状况堪忧的依据。我国确实进口了很多粮食，但主要是大豆（在我国进口粮食总量中常年占比70%以上）。长期以来，我国油脂油料和蛋白饲料严重不足，需要大量进口。大豆的含油率在20%上下、蛋白含量在40%上下，是较合适的植物油脂和蛋白的大宗产品，更是人造肉等植物蛋白的廉价原材。2020年我国进口大豆首次超过一亿吨，压榨后大约得到1800万吨豆油和8000万吨豆粕。事实上，2020年还进口了食用植物油983万吨、油菜籽311万吨。按国内的指标，是我国进口了很多粮食；但按国际的指标，是中国进口了大量的油脂油料产品，这也是如此大的大豆进口规模却没有冲击国际粮食市场的重要原因。
我国谷物年度净进口比重不大，最近五年基本上在3%上下。2020年由于国内外价差原因，谷物进口略有扩大，进口3579万吨、出口259万吨，净进口3320万吨，占当年谷物产量的5.38%。我国进口强筋和弱筋小麦、泰国大米等，主要是调剂需求结构；进口大麦、高粱、玉米等，主要是用于酿酒、饲料等加工业。总体上说是为了更好满足人们丰富的消费需求。近年来我国粮食库存消费率一直处于历史高位，大大高于国际公认的正常储备范围，也大大高于合理储备的范围，尤其是作为口粮的稻谷和小麦的库存量几乎可以满足全国人民一年的消费。
我国目前虽然无粮食安全之虞，但存在两个需要中长期战略统筹的重要问题。一是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财政支出等角度看，取得这一成绩的代价巨大,如何有效降低粮食安全的代价？二是未来粮食安全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如何长期可持续地保障粮食安全？
从国内粮食供给侧压力看，我国已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保护生态环境、低耗高效等绿色发展要求在日益提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农地减少是不可避免的，农业用水量也在减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品质、多样化和专用化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在一定静态时段内，粮食生产中存在产量与质量之间的“冤家规律”，即追求产品质量往往以牺牲一定单产为代价。由此可见，未来粮食生产的各种约束条件在不断增加。从粮食需求侧压力看，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粮食需求量还会继续扩大。
除了直接供需因素外，还存在一个更棘手的粮农收入问题。粮食是农民生产的，种粮收入决定农民种粮积极性，而农民愿不愿意生产粮食直接关系到粮食产量。粮食是单位低价值产品，需要规模经营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之为土地集约型生产。美国的粮食农场面积一般在6000亩以上，否则就难以维持其生存。我国绝大多数粮农是小规模经营，仅靠种粮收入难以维持农户的正常生活水准。如何保障小规模经营下的粮农收入是迈向高收入国家的世界性难题，我国目前面临的正是这一“大国小农”难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找不到破解之法，随着国民收入继续提高，未来真可能出现“谁来种粮”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必须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改革创新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上，未来国内粮食生产要在更严苛的环境制约和经济压力下、用更少的水土等资源生产出更多更优质的粮食，可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挑战和压力巨大，长期看，保障粮食安全依然任重道远、不容松懈。
粮食的生产周期较长，在自然生长周期和经济恢复周期的双重作用下，粮食产量一旦下滑，往往需要几年才能恢复，这点与开动机器就能得到产品的工业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在这方面有深刻教训，如1998年开始的粮食生产“下滑—止滑—恢复”的过程，导致粮食总产量经历了10年的恢复时间，直到2008年才刚超过1998年的产量；粮食种植面积则经历了14年的恢复时间，直到2012年才达到1998年的水平。更令人担心的是，有些变化在正常经济活动中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比如粮地一旦用于非粮高价值农产品生产，甚至非农化，就很难回到粮食生产。因此，在保障粮食安全上，必须有大局思维、长远战略，居安思危、紧抓不懈，否则一旦出现大滑坡，就会酿成大问题。
很多人认为，中国保障粮食安全是为了降低自身安全风险，以免被外国卡住“民以食为天”的生存命脉。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是自身需要，客观上也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如果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将粮食安全问题不负责任地外输给国际市场，不难想象，会对国际市场的粮食供求关系和国际粮价造成何种影响、对缺粮的发展中国家造成怎样的严重后果，同时我们也将背负普遍的国际指责。所以，保障粮食安全也是中国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基于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影响因素的未来动态以及扑朔迷离的国际大变局，只有强化粮食安全政策、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掌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强调要坚守住“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
目前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政策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这一战略途径来确保耕地、确保产能、技术增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保障国家中长期粮食安全；在粮食生产主体政策上，持续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实施适度规模经营，使粮食生产具有经济可持续性和推进粮食生产技术进步；在保障粮农收入方面，稳定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坚持并完善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完善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政策，扩大三大主粮作物的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范围；在粮食安全领导责任落实方面，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在原有“米袋子”省长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在调动县级政府产粮积极性方面，健全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对产粮大县实行奖励政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省份降低产粮大县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保费县级补贴比例；在粮食储备保障方面，不断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建立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粮食储备制度，逐步健全中央储备、地方储备协同配合的政府储备体系，加强中央事权粮食政策执行和中央储备粮管理情况考核。在立足国内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进一步提高我国粮食安全程度、粮食品种消费丰富度和粮食经济合理性。
粮食安全不能只注重增加生产供给方面，也应当减少粮食损耗浪费，减损节约的短期效果会比生产增长还要明显。我国付出了极大的生态、资源、财政代价来增产粮食，多年来的年均单产提高率也只有一个百分点，说明依靠技术进步增产非常不易。目前在粮食收获、流通、加工、存储、消费各环节的损失和浪费很大，专家普遍认为，通过作业环节减损和消费节约可以轻松节省粮食五个百分点以上。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就是提高粮食安全程度，尤其是通过消费者自觉行为来减少浪费比较容易做到，所以消费者应当自觉合理点餐、实施“光盘行动”，在全社会形成“浪费可耻”的氛围。
总体来看，未雨绸缪、紧抓不懈，是保障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的关键，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形成更好发挥市场作用的体制政策和长效机制。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来源：《群言》202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