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经济学工作坊：全球农业发展大趋势及数字化转型战略机遇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但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一座座城市不断兴起，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农村发展的问题。十九大报告首先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其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和《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先后印发。2021年2月，《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随后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2021年3月，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4月，十三届全国人大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

       本文从多重角度实证考察了世界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将之与中国进行比较，寻找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性与特殊性，并结合数字经济大背景探讨我国城乡发展和全面乡村振兴的战略机遇与最优路径。

一、世界农业农村发展的规律特征

       从人口结构的角度看，“二战”后至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总体上呈大幅下降的趋势。如图1所示，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时即已降低到较低水平，现在缓慢下降到20%左右，日本因老龄化等原因成为2020年农村人口占比最低的国家，目前农村人口占比仅不到10%。韩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典型代表，其农村人口占比初期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间的差异并不大，60年代末开始快速下降，90年代初即已经达到与发达国家等同水平。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占比同样在不断下降，但下降速度相对较慢，且截至目前农村人口占比仍然很高，在65%左右。中国作为“二战”后农村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开放后农业人口占比下降越来越快，近十年来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仍呈现下降趋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也就是农村人口占比为36.11%。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的预测数据，2021—2050年间世界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将持续降低，预计到2050年时将下降到31.76%。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占比也将延续下降趋势，预计2050年时，美国将下降到10%左右（11.13%），韩国和欧盟28国下降到15%左右（分别为14.61%和15.60%），日本下降到5.44%，最不发达国家也将下降到50%左右（58.54%），中国则下降到20%左右（19.21%）。也就是说，到2050年时，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仍将存在5%—15%的差距，但同时也将比世界平均水平和最不发达国家分别低10%和30%的空间。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看，世界农林渔业（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同样也呈现出大幅下降的趋势，从1970年的9.08%下降到2019年的4.04%。如图2所示，最不发达国家的农林渔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长期较高，经过近五十年的发展仍处于农业国水平；韩国在80年代前农业国的属性比较突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很高，后作为后发国家的典型，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汉江”奇迹见证了其农林渔业占比快速下降；而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长期占比低，分别从1970年的6.05%、5.54%和2.34%下降至2019年的1.45%、1.17%和0.82%。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农林渔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然偏高。截至2019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18%，比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高约5.6%—6.4%，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仍有3%—6%的下降空间。

       世界农林渔业发展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图2的产业结构差异中，而且还体现在如图3所示的增长率差异中。从第一产业增长率的箱体图可以看出，属于后发国家的韩国以及农业禀赋好的农业强国欧盟、美国长期增速平均值高且波动大，反而是世界平均水平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增长波动率长期较小。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林渔业的长期增长率较高但波动性较小。农业发展长期来看受周期的影响较强，因农业生产的波动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其增长性、过分强调稳定是不可取的，高波动是农业发展的普遍特征，短期的农业周期波动并不影响农业长期增长。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随经济的增长逐渐下降是世界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的基本趋势之一。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各国1960—2019年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与人均GDP的面板数据，绘制散点图及其拟合线，其中人均GDP为对数形式，结果如图4所示。可以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各国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呈现出稳定的快速下降趋势。类似的结论在就业结构中同样成立。同样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各国1991—2019年农业就业人员数占劳动力总量比重与人均GDP的面板数据，绘制散点图及其拟合线，其中人均GDP为对数形式，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各国农业就业人员数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呈现出稳定的直线下降趋势。

       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与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效率的降低。同样利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各国1991—2019年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人均GDP的面板数据，绘制散点图及其拟合线，其中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均为对数形式，结果如图6所示。可以发现，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各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稳定的直线上升趋势。

二、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规律特征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人口变化呈现出明显的四个阶段性特征。第一阶段为1949—1961年，这一时期乡村人口数量缓慢上升，占总人口的比重则逐渐下降。第二阶段为1962—1977年，在该时期中乡村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但是占总人口的比重则长期保持在82%左右的水平上。第三阶段为1978—1995年，在此期间乡村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减慢，占总人口的比重也逐步下降。第四阶段为1996年—至今，乡村人口数量逐渐下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时的水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进一步下降至36.11%。由此可见，在前三个阶段，乡村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是相背离的，进入第四阶段后，两者开始呈同向变动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快速提高，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波动下降。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从农村率先开始，农村经济快速发展，该段时间内第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有明显阶段性提升，其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崛起，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波动下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49%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7.65%。第一产业的增长率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90年代初，这一时期内第一产业增长率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从90年代初进入第二阶段，在这一时期里，第一产业的增长率呈波动下降趋势。

       前文已述，从整体上看，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更进一步地，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49—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各省第一产业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人均GDP取对数形式。如图9所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呈现出沿着曲线稳定下降的趋势。同样地，可以考察第一产业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随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如图10所示，第一产业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呈现出直线下降的趋势特征。

       利用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提供的1949—2019年的面板数据，可以进一步考察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随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GDP均取对数形式。如图11所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呈现出稳定的直线上升特征。

       从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的角度来看，如图12所示，中国以第一产业为基准的，二三产业名义劳动生产率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又下降的两个波峰形态。第一个波峰出现在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拉大了三大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第二产业较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最高时也多出50%；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改革，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制造业得到优先发展，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迅速提高。新世纪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对立政策的逐步取消，劳动力自由流动越来越便捷，三次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步缩小：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逐步趋同，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但目前二三产业仍然是第一产业的四倍左右，农村地区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有广阔的空间。相比较而言，如图13所示，美国与我国情况相似，二产和三产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一致。美国二三产劳动生产率长期高于第一产业，但经历了快速下降期后，从2000年开始，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1.5左右。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和发展阶段来看，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是正常的，而从趋势上来看，未来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快速增长的趋势，二三产业相对于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则会下降到2以下。因此，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农业现代化、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将使我国农业发展充满机遇。

       比较图1—12可以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农业农村的发展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四个稳定的趋势特征。一是“二战”后至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大幅下降趋势；二是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随经济增长而呈曲线降低；三是第一产业就业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随经济增长而呈直线降低；四是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随经济增长呈直线上升的特征。整体而言，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基本符合世界农业农村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相对发达国家而言，第一产业就业占比和产值占比分别相当于韩国上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的水平，与世界前沿国家美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劳动生产率仍不及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二三产业相对第一产业的名义劳动生产率仍然较高，与美国相比也存在较大差距，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

三、中国城乡发展比较

       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基础长期以来较为薄弱。如图14所示，从新中国成立后到70年代结束，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长期处于200元以下，物质生活水平匮乏。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居民的收入得到提高，但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到2009年，我国农村人均纯收入首次超过5000元，十八大以后，随着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大幅提高，到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首次到达1.6万元。

       从城乡对比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收入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率先发展，我国从80年代初期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最低时城乡收入比达1.83；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收入比最高在2007年高达3.14，城乡二元对立矛盾尖锐。从2007年以后，随着农村工作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以及近年来脱贫攻坚政策的持续落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缩小，到2019年已经接近2.5倍水平，且未来差距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

       对比发达国家情况，以美国和日本为主要代表，可以发现，城乡二元对立并非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独有现象，而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如图15—16所示，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生产的相对收益快速降低，美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非农与农业收入比最高达2.5，日本的峰值超过3.1。随着工业化进程的逐步实现与放缓，工业反哺农业，农业收入也在逐步提高，美国和日本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收窄过程，最终二者收入差距基本消失，实现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收入统一。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地区劳动力将面临一个劳动收入长期提高的过程。

       从农村的消费情况来看，微观消费数据和宏观消费数据的结论是一致的。在微观层面，如图17所示，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与农村人均纯收入均呈快速增长趋势，且二者增长路径相似；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也同样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随着近年来农村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比已经从2003年的3.21下降到2020年的1.97，且同样呈现下降趋势。

       在宏观层面，县及县以下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如图18所示，改革开放后我国县及县以下的农村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总体不断提高，增速在进入21世纪后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所占比重则呈现波动下降，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地区商品供给的缺乏农村社消占比下降较快，进入21世纪以后，整个农村社消占比总体较平稳，农村和城市在消费端协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打响脱贫攻坚战以后，农村消费力提升，社消占比上升，未来乡村消费充满潜力。因此，无论从微观人均数据还是宏观总量数据来看，农村消费未来增长潜力更足。

       根据上文中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消费差距，本文在此进一步提出“城乡消费收入比”的概念，用以衡量城乡居民的消费意愿的差异，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城乡消费收入倾向，计算公式如下：
       城乡消费收入比或城乡消费收入倾向以“1”为分界线，当城乡收入比大于1时，表明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的消费意愿更强烈；反之，则表明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具有更强烈的消费意愿。如图19所示，城乡消费收入倾向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又上升的波动特征，而且从1999年开始，城乡消费收入倾向开始持续上升；从2005年开始，城乡消费收入比长期大于1，这得益于越来越完善的农村保障体系，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相较于城镇居民更强。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我国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越来越“更敢消费”，未来农村地区超前消费、主动消费的趋势将愈发明显。

       我国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收入和消费的差距上，还突出体现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差距上。教育和医疗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与基本民生息息相关。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城乡差异是结构性的。如图20所示，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小学方面，城市学校规模均远高于农村学校。1980年以来，农村小学规模相对稳定，从平均每校约145人缓慢增长到2019年的287人；农村中学规模则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达到峰值约为平均每校855人，此后又逐渐下降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水平。城市由于人口的聚集效应，小学规模大幅度提升，从1984年的平均每校约210人上升到2019年的约658人；中学规模则经历了先略有下降后逐步增长，再缓慢下降又逐步增长的复杂过程，整体来看，中学规模从1984年的平均每校544人增长到2019年的1092人。城乡中小学规模的这种变化，尤其是2000年以来农村中学平均规模的不断缩小，也从侧面印证了农村人口的流失。

       从城乡校均师资的比较来看，如图21所示，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小学方面，城市学校的校均师资均远高于农村学校。1980年以来，农村小学校均师资从5.35增长到2019年的20.52，中学校均师资从21.34增长到2000年的42.58后，便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附近，近20年来农村中学校均师资几乎没有明显增长。城市小学校均师资则从1984年的8.07增长到2019年的37.64，同期中学校均师资也从31.67大幅上涨至87.25。

       从城乡生均师资的比较来看，城乡差异相对较小。如图22所示，城乡中学生均师资和城乡小学生均师资的变化基本一致，而且从2006年开始，农村中小学的生均师资同步超过城市中小学。即以生均师资衡量的人均教育水平农村已经超过城市。

       总体来说，图20—22清晰地刻画了我国城乡教育之间的差距：城乡教育差距并不主要体现在数量上，更多的是在质量上。城市的学校规模越来越大，聚集的老师越来越多；农村教育虽然在人均水平上保持与城市同步，但其规模越来越小，师资也不断流失，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不容忽视。

       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教育领域，而且在医疗领域同样明显，图23—25清晰地显示出了这种差距。如图23所示，城市人均医院数（以每万人医院数衡量）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逐渐下滑，并在2017年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城市人均占有医院数量出现大幅滑落，首次低于农村人均医院数，而农村人均医院数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发展趋势。

       对比城乡人均床位数和人均医生数，则可以发现与人均医院数不同的结论。如图24所示，农村人均床位数（以每万人床位数衡量）在2005年之前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1985—2006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明显增长，2007年以后才开始缓慢增长。城市人均床位数则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1985—1994年间逐步增加，同时引致城乡人均床位数差距的扩大；1995—2006年间逐步减少，城乡人均床位数的差距也随之缩小；但是2007年以后，城乡间人均床位数的差距又开始进一步扩大，虽然在2017年时随着医院合并，出现暂时的大幅下降，但是从后续走势来看，城乡间人均床位数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逆转。

       城乡间人均医生数的差距呈现出与城乡间人均床位数的类似的特征走势。如图25所示，农村人均医生数（以每万人医生数衡量）在1985—2001年间缓慢增长，然后从2007年开始增长速度加快，城市人均医生数则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从图25中也可以观察出，2007年以后城乡人均医生数保持基本相同的增速，因此城乡间人均医生数并没有显著扩大，但是同时也需要认识到，城乡之间仍然存有巨大的差距，截至2019年，城乡每万人医生数差距约为14.47。

       综合图23—25的内容可以发现，虽然2017年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得城市人均医院数低于农村，但是这并没有对城乡间人均床位数和人均医生数的差距产生逆转，城乡间人均床位数和人均医生数仍存在巨大差异，并且有继续扩大的迹象。

       城乡间这种收入、消费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是导致农民工大规模流动的重要根源。如图26所示，2008—2019年间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农民工流动首次出现负增长。从图26中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增速在2010年达到最大值，此后逐年降低。农民工增速的这种变化与城乡收入比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后者在2009年时达到顶峰，并在此后的年份里逐年降低。这意味着，城乡间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效地减缓了农民工的增长速度。

四、数字技术影响农业发展和城乡融合的经验研究

       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不仅是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与农业产值比重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城乡一体的融合发展，数字技术为此提供了巨大的机遇。例如朱秋博等（2019）[1]与李欠男和李谷成（2020）[2]等学者均一致认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利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8—2016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互联网普及率的关系，两者均取对数形式，结果如图27所示。可以发现，当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甚微，但是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呈指数型增长。这也就意味着，积极推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扩散渗透，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

       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扩散还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同样利用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998—2016年的面板数据检验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消费差距与互联网普及率的关系，其中城乡收入差距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衡量，城乡消费差距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比表示，结果如图28—29所示。可以发现，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逐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距均呈现出稳定的直线下降趋势，这也就意味着数字技术的扩散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数字技术对弥合城乡差距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上，而且对于推动城乡间教育与医疗的均等化发展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陈维宣和吴绪亮（2021）[3]指出，智慧教育还能够推动发达地区和城市的正式教育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流动，降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及低收入家庭的受教育门槛，从而推动教育机会与资源的均衡化，加快人力资本积累进程。通过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智慧教育发展，将城市的高质量教育辐射到农村地区，与农村教育资源相互联动，打破城乡教育的二元鸿沟，推动农村教育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作为重要的数字基础设施，在城乡间的发展呈现出与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不同的特征。如图30所示，中国城乡间互联网普及率的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历程，尤其是最近几年来，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大幅提高，这对于推动城乡差距的缩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需要认识到，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相较于发达国家农村地区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早在2017年，全美二百万余个农场中接入互联网的农场已经达到73%，通过互联网购买农业投入、进行农业营销活动的农场占比分别达到23%、18%；2019年，英国100%的农民拥有手机，82%的手机能够上网；日本大力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9年日本农村计算机网络化普及率达到91.4%（农业农村部，2020）[4]。

       根据我国《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对农业数字化的近景目标来看，农业数字化短期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如图31所示，2018年农业数字经济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近7.3%，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总额比重为9.8%，到2025年均需提高到15%，提高近一倍左右；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到2025年更要求提高到70%，基本保持与城市水平一致，农村地区的数字化发展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峰。

五、数字技术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时代机遇

       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是实现经济社会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决策部署，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布局的两点要求，一是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要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近年来我国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逐步提升、农业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离不开农村地区基础信息设施的完善和城乡居民间信息壁垒的逐步消除。当前，通用数字技术的蓬勃兴起与广泛应用，为我国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时代机遇。

       一是以数字乡村建设作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抓手。乡村振兴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点领域，而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建设的最优路径是数实共生，即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首要任务是补齐农业农村网络发展短板，加快云计算、物联网、卫星遥感监测系统等泛在、高效、安全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传统基础设施（特别是农村路网和农村末端物流网）的云端数字化改造，弥合城乡“用云量”差距。还需要充分利用智能设备、移动互联网、物联网、遥感、无人机等技术，“空、天、地”一体化采集农业农村数据，同时加快农机装备数字化发展进程，形成覆盖种植、加工、流通、消费、成本、价格等各环节的实时、动态全产业链数据采集和分析体系。在实现连接的基础上，进一步搭建基于机器学习等算法驱动的农产品生产加工环境模拟仿真和病虫害监测预警系统，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育种、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数字化服务平台，农产品市场交易平台和产地追溯管理平台，推动数字乡村建设从单点探索迈向系统突破。通过数字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管理水平、生产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从而助力中国经济健康绿色可持续发展、消费增长、城乡融合和乡村治理水平提升（吴绪亮，2021[5]）。

       建设数字乡村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有助于促进全面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形成城乡生命共同体（曾亿武等，2021）[6]。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梅燕等（2021）[7]在总结发达国家数字乡村发展的典型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需要坚持以农户为核心，通过政府和互联网为农户数字赋能，构建电商平台、企业、高校、贷款机构、网络运营商等多方辅助的立体化数字乡村发展模式。此外，需要格外引起重视的是，当前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均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仍然延续了工业时代城市和农村独立发展的路径，但是数字浪潮的到来，为城乡统合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未来需要主动扭转城市偏向的政策取向，认识到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平等地位，除了发展城市和乡村各自相对独立健全的经济系统，还要推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数字乡村同步并举、协同发展，通过构建城乡一体的数字化转型体系，推动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工农产品、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双向流通与均等化发展，切实以数字技术弥合城乡差距，凸显城乡特色。

       二是加快推动数字农业/智慧农业的发展。智慧农业是数字技术与农业融合发展的产物，属于产业互联网的范畴，加快推动智慧农业发展有助于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提升农业技术效率，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从而全面推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既有研究表明，我国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发展水平逐渐提升，但是整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仍具有较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各省份数字农业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呈现出“东—中—西”由高向低逐步递减的阶梯型空间分布格局，尤其是西部地区大部分省市的数字农业处于中等以下水平，发展相对落后（张鸿等，2021）[8]。因此，学者们在总结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发展的国内进程和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需要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与服务短板；诱导有利于降本增效的农业数字技术创新，加速新型商业模式在农村的应用推广，推动数字技术从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全面扩散；构建面向农业农村的数字技能普及体系，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力；设计有助于发挥数字红利的多元主体享益机制，构建激励相容的数据产权规制体系，让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能够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农业农村农民（殷浩栋等，2020[9]；钟文晶等，2021[10]）。

       三是推动城市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沿互联网络向乡村扩散。城乡间的生均教育资源和人均医疗资源仍呈扩大趋势，传统的通过增加农村地区教师数量、床位数量、医生数量等的做法，往往会面临激励相容的难题，难以有效推动城市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向农村地区的扩散。数字技术与农村地区传统基础设施融合不断加速，进一步提升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霍鹏，王星，2021）[11]；智慧教育与智慧医疗等新业态的兴起，为缩小区域和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提供了新路径。农村学生通过智慧教育平台，能够便捷地参与城市学生课堂教育与评估，降低农村学生接受城市教育的技术门槛，与城市学生接受同等质量的学校教育。农村居民也可以通过智慧医疗平台，高效地实现远程问诊与会诊，开具网络处方并实现网络购药，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质量的医疗服务。因此，智慧教育与智慧医疗平台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农村的流动，而且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性，实现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因此，未来需要促进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建普惠包容的城乡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城市教育与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沿互联网络向乡村扩散。

       企鹅经济学工作坊
       【研究组长】陈维宣 腾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后
       【研究成员】陈华垚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博士生     程 曦 腾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项目负责人】吴绪亮 腾讯研究院首席经济学顾问

参考文献：
[1]燕连福，程诚：《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1卷第3期，第95-103页。

[2]王国峰，邓祥征：《乡村振兴与发展中的产业富民：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41卷第期，第910-918页。

[3]常烃，武圣钦：《优化乡村振兴路径思考——基于中西方国家乡村发展评价》，《农业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41卷第6期，第919-927页。

[4]陈志钢，周云逸，樊胜根：《全球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第87-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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